过分信赖联储愚蠢之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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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某些圈子内，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货币政策优于财政政策——可预测性更高、速度更快、不会推高债务水平进而造成长期负面效应。的确，一些拥护者变得如此乐观，他们一面支持近期欧洲各国实施的财政紧缩，一面宣称如果出现负面效应，可以用货币政策来消除。

# L7 x# B/ q+ [( s" d8 \　　四分之一世纪之前，货币政策的支持者们以同样的热情鼓吹货币主义：干预经济最可靠的手段是维持货币供给增速的稳定。如今依然坚持这一观点的人已寥若晨星，因为结果证明货币流通速度要比货币主义者所预料的更为反复无常。那些被货币主义表面上的确定性所诱导的国家，最终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世界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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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传统上，货币当局的主要政策手段是设定短期政府利率。然而，且不谈目前利率接近于零、几乎没有操作空间的事实，利率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是高度不确定的。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本原因是显而易见的：对于大部分公司(或消费者)而言，真正重要的并非名义利率，而是资金的可获得性以及借款者获得的偿债条款。这些变量并非由中央银行决定的。美联储也许能够让银行可以接近于零的利率获得资金，但如果银行竟然愿意向中小企业贷款，利率也要高得多。

　　不错，在美国上一轮衰退中，联储削减利率的确起到了刺激经济的作用，但却造成了长期的灾难性后果。企业并没有通过扩大投资来对低利率作出反应。货币政策(加上监管不足)之刺激经济主要是通过吹起房地产泡沫，并进而催生了巨大的消费泡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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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前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让美国经济恢复生机，这一点应该是一目了然的。我们顶多可以说它阻止了形势继续恶化。因此货币当局再度诉诸量化宽松(quantitative easing)。即便是大部分货币政策的支持者也同意，量化宽松的作用是不确定的。然而他们很少注意到潜在的长期成本。联储已经购买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和长期国债，随着经济复苏，这些资产的价值将会缩水，这也正是为何私人部门没有人对它们感兴趣的原因。政府也许假装自己没有遭受资本亏损，因为它与银行不同，并不采用“按市值计价”的会计方法。然而人们不应该受到欺骗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如果我们延长失业救济发放，我们知道这些钱将花掉多少，虽然不能说毫厘不差，但仍具有一定程度的精确性。对财政政策的效力持怀疑态度人可能会担忧，这些支出只会挤出其他投资，因为政府借款将迫使利率上升。这种挤出效应有时候可能的确会发生，但现在不会。利率仍处于历史低点。况且，那些相信货币政策力量的人必须相信货币当局可以消除这些效应。

  t2 e; |. C" u7 b2 j: m! l　　财政政策的批评者使用的最后一条论据是，这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公平。但是货币政策可以造成一样坏的跨代影响。许多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都通过负债消费刺激了经济增长。当然，这便是过去十年里美国货币政策“生效”的方式。相比之下，财政政策可以定向于教育、科技和基础设施投资。即便政府债务因此上升，这些居于资产负债表另一端的资产也能够相应地增加。的确，历史记录明确显示，这些投资的回报要远远高于政府的资本成本。当私人部门出现产能过剩的时候，就像现在这样，这些公共投资便可以同时在短期和长期内增加产出和税收。如果市场是理性的，这样的投资甚至能够导致一个国家的借贷成本下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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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考虑到经济体系的复杂性、预测市场预期运行方向的难度以及市场普遍存在的非理性，我们绝无可能精确衡量任何经济政策的效应。也许在某些环境下，货币政策的效应可以精确测算。但我们这次经历的是75年一遇的衰退，在正常时期正确的东西现在也许变得不相干，尤其是中央银行采取量化宽松这样的非常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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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言以蔽之，在财政上追求紧缩，而寄希望于货币政策能够可靠地用来消除任何负面效应，这是不可救药的愚蠢。(诚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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